雄心勃勃的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访问同属“英语系”国家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时，竟不约而同遭遇到反印度移民狂热分子的强烈反弹。
澳大利亚的“武卫”和新西兰的“文攻”
莫迪是在7月8-9日到访澳大利亚、10-11日到访新西兰的，在两地都受到官方和民间高规格接待，参与了一系列官方和民间的互动活动，达成了不少协议、共识和成果。但所到之处，围绕着他不时出现的旨在抗议印度移民泛滥的杂音却挥之不去。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澳大利亚当局和当地印度裔群体假座漫威体育场举行了一次酷似摇滚巨星见面会的大型互动活动“墨尔本遇见莫迪”（Melbourne Meets Modi），聚拢了2.5万名亲莫迪印度移民，莫迪的印度裔支持者激动地回顾2023年莫迪上次到访悉尼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狂喊“莫迪是老大” （Modi is the Boss!）的“荣耀时刻”。
但在场外和舆情空间，许多批评者对在澳激进印度移民以“保护神牛”为名针对其它族裔公开表示愤慨，他们援引2024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四角》（Four Corners）节目的一项调查指出，一些激进的在澳大利亚印度移民以印度教民族主义教义为理由，疯狂排挤报复同为印度移民的旅澳锡克人和旅澳印度穆斯林。
这些批评者之所以把帐算到莫迪头上，是因为长期以来，莫迪及其印度人民党一直将鼓吹和推动名为“巴拉特民族主义” （Bharat/Bharatiya Nationalism）的印度教民粹在国内凝聚核心支持率，并打击政治异己，且此前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甚至发生了疑似印度情报机构卷入针对海外印度裔异议人士谋杀的非常事件。
澳大利亚反移民分子针对莫迪和印度移民的反弹是“武卫”：他们挥舞着“莫迪滚回去，把其他（印度）人也一并带走Modi to go home，and take the rest of them with you）”、“停止印度入侵”（Stopping the Indian invasion）的标语在漫威体育场外鼓噪；此前稍早，极右翼网红休.伦农（Hugh Lennon）高喊种族歧视性口号闯入莫迪下榻酒店大秀“行为艺术”。
许多当地观察家指出，这种针对印度乃至整个南亚裔移民群体的负面浪潮由来已久，2025年印度裔社区在邦迪举行“光明节”活动时就曾发生反移民人士袭击事件，只是因为远离国际视野而被忽略。如今，澳大利亚反移民群体显然意识到“热点的重要性”，尝试采用“武卫”的极端方式争取蹭上莫迪这个“国际网红”的热点，并成功获得了预期中的国际关注度。
规模相对较小的新西兰反移民分子采用的则是“文攻”：7月11日，数千名新西兰印度裔社区成员在奥克兰Spark Arena 体育馆举行号称“新西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印度裔集会”的仪式欢迎莫迪，这也是印度 自1986年以来首次访问该国，于此同时，上百名代表不同诉求的抗议者在体育馆外高呼“把他们送回去”（Send them back）、“立即遣返”（Remigration now）等口号，而莫迪的“铁粉”则试图用齐呼“莫迪、莫迪、莫迪”将这些令他们不适的声音压下去。
3540万和莫迪的“未开发海外资产”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幕不过是全球的一个剪影和缩影：尽管“印度人正‘攻占‘全球”的说法未免掺杂种族主义的危言耸听，但即便从印度官方自己的数据看，海外印度人也已经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今年3月底，印度联邦副外长玛格丽塔（Pabitra Margherita）在提交给印度人民院（下院）的一份书面答复中表示，印度裔已成为当前全球最大的侨民群体，总人数高达3540万。这一数字包括1590万非居民印度人（NRD，即“印侨”）和1950万印度裔人士（PIO，即“外籍印度人”），这一数据最早出现在印度外交部同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
印度裔最多的十个国家依次为美国（540万）、阿联酋（355万）、马来西亚（290万）、加拿大（280万）、沙特阿拉伯（250万）、缅甸（200万）、英国（180万）、南非（170万）、斯里兰卡（160万）和科威特（100万）。
印度裔社区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绝对人口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裔在商业和跨国金融汇兑业占据了半壁江山；在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和南亚国家斐济，印度裔在政治版图上已占据了“令其它族裔难以轻言批评”的有力地位。
甚至，在一些传统上很少注意到印度裔社区的国家，印度移民群体也在迅速而悄然地“野蛮生长”：德国反移民分子长期将目标针对土耳其移民，在他们眼皮底下，印度裔移民每年涌入数从2015年的8.6万悄然猛增至2025年的28万。
尽管像阿尔巴尼斯、贺锦丽（Kamala Harris）、拜登（Joe Biden）等竭力取悦本国印度裔社区（鉴于本国印度裔社区中亲莫迪巴拉特主义者十分活跃，他们也会顺势取悦莫迪以顺便取悦他们），以争取这一增长率巨大的选民群体，但忧心忡忡的反对者指出，隐患掐在于莫迪对海外印度移民群体的刻意运用。
在接受人民院议员要求提供“印度侨民在促进印度与世界各地经济和文化联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详细信息的质询时，玛格丽塔表示“拥有3540万海外印度人社群是印度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印度侨民通过汇款、贸易、投资、文化交流、专业知识和技能转移等方式，为印度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而成为促进印度进一步发展的桥梁”、“一个成功、繁荣且有影响力的海外侨民群体是一项宝贵的资产。
印度可以通过利用其侨民网络并有效利用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侨民群体所带来的软实力而获益良多”，这正代表着莫迪及印度人民党的意旨，即希望借助印度移民迅速增长的海外人口及选民优势，提升印度的国际声望和海外影响力，建立和扩大印度在海外选举政治社会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各方面为印度（确切说，首先是莫迪和他的“巴拉特主义”）争取利益最大化。
如果说，最初沉醉在“同文同种”、“制度相近”、“选民增量最大”、“最具潜力市场”等光环而自动忽略副作用的各国政商人士，对莫迪在海外印度社区施加影响力持放任乃至鼓励态度的话，随着“硅谷扎堆”、“加拿大刺杀”等事件的爆炸和发酵，越来越多的相关人士开始转持审慎态度：曾在访问印度时特意穿上印度民族服装讨好东道主和本国印度裔的前加拿大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在“刺杀事件”发酵后强硬推动了一系列旨在让加印关系降温的报复性措施，美国硅谷企业针对印度裔高管的态度近年来也发生了醒目的变化。此番莫迪访问澳大利亚遭遇反移民分子抗议后，本身是南亚裔和反种族主义者的墨尔本大学国家当代伊斯兰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Islamic Studies）研究员、澳洲穆斯林妇女人权中心理事会（Australian Muslim Women’s Centre for Human Rights）理事夏奇拉.侯赛因（Shakira Hussein）感喟“尽管种族主义者令人作呕，但除了莫迪，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在出访期间举行如此自恋狂式的公开集会……莫迪的独白只有疯狂的掌声和‘莫迪！莫迪！’的口号声打断，这本身就是一场独特的奇观。
对那些打扮华丽的女性和愚蠢男性的愚蠢崇拜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她坦言“目睹这一切，令人深感沮丧。在其他情况下，这本应是一场令人感动的印度文化盛宴。多年来，我们一直对每一丝南亚音乐和舞蹈能够传播到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口中所谓的‘世界尽头’（arse end of the earth）都心怀感激，而如今，我们却突然迎来了一场盛宴——只不过，这场盛宴中掺杂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毒素”。鉴于此，她的结论是“莫迪的访问使印度侨民陷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两难夹缝之中”。不难想象，鉴于海外印度裔社区的迅猛增势和莫迪一以贯之的运作路数，未来陷入这种两难夹缝的各国印度裔社区会越来越多，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各国有识之士也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这样？
一些观察家坦言，3540万印度人旅居海外，遍布20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还有250万人离开印度。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遥遥领先。大多数人看到这种情况，会觉得这很简单：贫穷国家输出劳动力，富裕国家获得廉价劳动力，皆大欢喜——但这并非真相。真相在于，印度为何将移民发展成一种西方移民体系难以应对的战略？
印度移民潮主要包括三波。
第一波始于19世纪。英国废除奴隶制后，种植园急需劳动力。于是，他们将超过一百万印度契约劳工运往马来亚、毛里求斯、南非、斐济和加勒比地区。这些劳工从事橡胶和甘蔗种植工作。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到家乡。几代人之后，印度裔人口占毛里求斯总人口的近70%，成为当地的主要族群。
第二波发生在二战后，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需要劳动力进行战后重建，海湾地区的石油繁荣也需要廉价劳动力。印度拥有英语优势，地理位置也与英国相近。低技能工人以短期合同的形式被派往海外。他们把钱寄回家，让家人留在印度。他们并没有留下来，而是把自己出租出去。
第三波始于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之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使得美国和欧洲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激增。美国早在1965年就废除了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国籍配额制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建立了技术工人积分制。印度理工学院（IIT）的毕业生、医生和金融从业人员持学生签证和H-1B签证涌入北美。但这一波移民潮有所不同，这些人选择留下来。
这些人并非随机分布，而是被划分到非常具体的阶层中：北美地区吸引了最高端的人才。印度裔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高达 15.1 万美元，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硅谷，印度裔高管执掌着各大公司的核心技术部门。谷歌首席执行官是印度裔，微软首席执行官也是印度裔。印度理工学院 (IIT) 的毕业生中，只有不到 20% 的人留在印度，超过 80% 的人直接前往硅谷、伦敦或新加坡。海湾地区的情况则截然相反。在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印度人中，超过 99% 是临时外籍劳工，没有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他们从事建筑、家政、零售和基础医疗保健等工作，签证与雇主绑定。他们通常在那里工作五到十年，然后返回家乡。大多是单身男性，而非家庭。人员流动率高，融入度低。
一条路通往决策层，另一条路则通往服务一线。印度人两者兼顾——为什么印度政府不去阻止这种现象，反而大力推动？
2025年，印度海外汇款总额达到1354.6亿美元，连续八年位居世界第一。这相当于印度GDP的3%以上，几乎弥补了印度一半的贸易逆差。如果没有这笔钱，卢比将面临严重危机。
因此，印度政府于2004年成立了海外印度人事务部，并推出了“印度海外公民卡”，赋予海外印度人免签入境和永久居留权。莫迪政府负责维护这套机制，定期与海外侨民联系，发送节日祝福，确保资金持续流入。
国内产业无法吸纳所有劳动力，于是印度政府将劳动力输出到海外，并将资金汇回国内，填补外汇缺口。这套机制运转精密。
但这并非令美加英朝野感到担忧之处——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一旦印度人入境，他们就不会离开。
加拿大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十年间，加拿大的印度裔人口增长了326%。在多伦多周边的一些城镇，旁遮普语现在已成为公立学校中最常用的语言。市议会中印度裔议员占多数。在白人祖父母成长的地方，白人加拿大人已经成为少数族裔。东道国意识到危险时往往为时已晚：大规模驱逐出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些人没有暴力倾向，也没有违法。他们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等待着制度的最终裁决。移民官员会更迭，政府也会更迭，签证政策也会改变。城市变迁，但人民留了下来。他们的孩子生来就是公民。这条链条牢不可破。
英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前首相是印度裔。现任内阁中有五位印度裔部长分别掌管内政、财政和贸易。去年，一名印度男子在伦敦街头刺死了一名英国大学生。警察赶到现场后，先给奄奄一息的受害者戴上手铐，然后才施救。原因何在？部门规定要求警员优先处理印度裔人士提出的任何种族歧视申诉。最终，警方以“程序正确”为由结案。不久前围绕着新加坡的一系列争议也是如此。
一些批评者提醒道“这不是移民政策的失败，而是制度通过程序被俘获”：首先是所谓“链式移民模式” （Chain migration），和其它族裔不同，印度裔家庭和血缘关系深厚，一个人获得合法移民身份往往意味着若干年后他会把整整一个大家族搬过来，而这个家族又拥有当地人望尘莫及的高生育率；其次，印度裔在求职中敢于系统性造假学历和履历，在他们的文化中这是“机智”而非欺诈，而他们在职场中同样习惯于“抱团”；第三，印度裔社区在获得选举权后投票也高度“抱团”，令其代言人即便在人数并无优势的选区也能脱颖而出，从而扩大这一族裔的影响力；最后，还有多元化的保护伞。任何试图减缓印度移民的举动都会立即遭到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指责。原本旨在保护少数族裔的道德框架，如今却成了人口扩张机器的盔甲。西方自身的规则正被用来对付它。
欧美许多观察家无奈指出，他们花了三十年时间承认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但承认失败并不能扭转局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将英国殖民帝国驱逐出印度。如今，他的精神继承者们正在玩一场截然不同的游戏。他们不战斗，不暴动，只是留下。他们比政客们坚持得更久，比政策们坚持得更久，比恐慌们坚持得更久，当东道国最终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客人不再是客人，而是选民，是邻居，是新的常态”、“这不仅仅是移民，这是人口格局的重塑”。
那么，真的毫无办法了么？
夏奇拉.侯赛因相信，海外印度人社区的多元化将成为最后的希望：“巴拉特主义”仅仅是海外印度人中声音最大的“一小撮”，“沉默大多数”对莫迪和“巴拉特主义”都普遍不感兴趣，而“巴拉特主义”狂热分子为打击排斥异己所采取的偏激手段，正日甚一日地起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日积月累，这一切将令莫迪的努力事倍功半，甚或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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